我的風雨考博路－寫給準備考博的朋友

　　我是一名軍校教員。七年前，即1997年，我從上海一所軍校碩士研究生畢業(yè)被分配到西安這所軍校當教員。在軍校里，學生一律被稱作“學員”，教師一律被稱作“教員”。對這種稱呼，我始終不大習慣，因此，我曾多次明確告訴學員，我喜歡聽到“老師”的稱呼，但不知何故，絕大多數學員至今仍稱我為“教員”。

　　我的本科階段是在陜西師大上的，學的是政治教育，1994年畢業(yè)。我家在陜南秦嶺山區(qū)農村，畢業(yè)時選擇報考軍校的研究生，只是為了在上學期間能有一份工資待遇，以便為當農民的父母減輕負擔。我當初考研所報的專業(yè)是中共黨史，考的就是今天我所在的這所軍校，但在錄取的時候，我卻被調劑到了上海那所軍校，而且改學經濟學了。我是個學一行愛一行鉆一行的人，很快就對經濟學情有獨鐘了。

　　但是，上研究生期間，我的經濟學學的并不好。由于本科階段根本沒有接觸過西方經濟學，我的專業(yè)課幾乎要從頭學起。在那所軍校，我考上的那年是經濟學碩士點第一次招生，而且只招了我們兩個學生。因此，大概是為了教學方便，學校讓我們到臨近的復旦大學去修西方經濟學課程。在復旦大學研究生院，我感受到了巨大的差距，那里上課用的教材是英文原版書，我很難讀懂。不管是宏觀經濟學還是微觀經濟學，我都是在復旦教授的照顧下勉強過關的。但這并沒有影響我對經濟科學的濃厚興趣，我下決心一定要學好，而且要攻讀西方經濟學專業(yè)的博士學位。

　　1997年被分配到西安以后，我一直在想考博的事情。但年齡大了，工作穩(wěn)定了，考慮的事情也多起來。第一年，不少熱心的同事給我介紹對象，見了一個又一個，最后才找到了感覺。結婚后還有一個適應期，做家務、吵嘴、游玩，一晃又過了一年。在工作上，由于是初為人師，前兩年自然很賣力，備課、試講、上課，也付出了不少，但這兩年我?guī)У恼n幾乎都與經濟學沒有多大關系，所以，除了教學能力，專業(yè)知識方面沒有多少提高。這樣，來西安工作的前兩年沒敢奢望考博。

　　第三年的春天，我偶然得到了一個給一所不出名的地方高校代課的機會，所代課程就是西方經濟學，于是，我第一次撿起了自己的專業(yè)。由于過去讀研期間在復旦學過的西方經濟學早已生疏了，盡管我每次上課都做了認真的準備，在給學生講解經濟模型的時候還是磕磕絆絆的，只能勉強應付。但從此開始我終于重新進入這門課程的知識體系了。幸運的是，從當年秋天開始，我所在的軍校開始招收經濟學本科自費生，學員全部來自高考。我自告奮勇地承擔了這個班的經濟思想史和西方經濟學兩門主課。

　　就這樣，一年教學搞下來，我在經濟思想史和西方經濟學方面長進不少。帶課之余，我斷斷續(xù)續(xù)在自學英語和高等數學。這時候，我真正開始為考博作準備了。在以后的三年中，我一直為經濟學本科生講授這兩門課。教學相長，在學生學習經濟學的同時，我的專業(yè)能力也提高很快。為了給自己加碼，我舍易求難，教材年年換，將西方經濟學教材從本校過去編寫的一本小冊子，換成復旦大學尹伯成老師主編的那本《西方經濟學簡明教程》，后來又換成了周惠中的《微觀經濟學》和袁志剛的《宏觀經濟學》。特別是最后這兩本書，連我學起來都很費勁，更別說學生了。期末考試，我特意把試題出得很簡單，盡管如此，全班學員考及格的也不足一半。經濟思想史這門課，最初我用的是魯友章、李中正那本老掉牙的《經濟學說史》，后來改用陳孟熙的《經濟學說史教程》，最后換成了馬濤的《經濟思想史》。改用名牌高校編寫的高水平教材，不僅使學員受到了正規(guī)的經濟學教育，而且使我深受其益，初步完成了考博的專業(yè)知識準備。

　　但是，學校領導并不支持我們教員考博。這其中的原委，我想大概是因為考博的人多了，領導怕影響教學工作；更主要的是，軍隊的工資福利制度沒有為高學歷人才提供有效的激勵，外面的博士根本沒人愿意來軍校工作，本校教員考取博士以后大多數又都不愿意再回來。我們教研室曾經有一位同志，碩士畢業(yè)就想轉業(yè)，學校不放，博士畢業(yè)又想轉業(yè)，學校當然還是不放，最后進了吉林大學的博士后流動站，出站時學校卻突然同意他轉業(yè)了。他走后我才知道，是我們學校的頂頭上司──總政的一位高層領導在他轉業(yè)問題上給學校領導打過招呼。自從他轉業(yè)之后，學校出臺了不少政策措施，目的完全在于限制教員考研、考博和轉業(yè)。如今，盡管領導們口口聲聲說要鼓勵學習、鼓勵考博，但誰都知道，這是假話。

　　我第一次提出要考博是在2002年，當時領導說學校有規(guī)定，每個教研室每年只能有一人考研（不管是考碩還是考博），讓我等一年再說。03年，也就是去年前半年，領導在我的一再要求下多次明確表態(tài)，說一定保證我能參加04年春天的考試。但到了9月，領導的口氣突然變了，他說張某某、王某某都要考，讓我再等一年。我急了，找了好幾級領導，但他們和教研室領導的說法如出一轍。我這才明白，決定權其實就在基層教研室。我當時幾乎憤怒了，一方面給學校某首長寫了一封“考博申請書”，痛陳我今年考博的理由，另一方面，加緊從事地下活動，去了一位重要領導的家。我已經做了最壞的打算：如果今年不讓我考，我馬上提出轉業(yè)，并停止帶課。誰都知道，軍校沒有學術空氣，我們這些搞經濟學專業(yè)的，在軍校呆著等于慢性自殺。因此，我不能再這樣混下去了。但是，我又能怎樣呢？軍隊一貫嚴格控制著碩士以上高學歷人才的轉業(yè)，加之軍校又制定了各種各樣限制人才流動的土政策，在這種情況下，沒有過硬的私人關系，要想轉業(yè)和調走是不可能的。

　　2004年，新一輪裁軍計劃開始實施，全軍70多所院校面臨大調整。在我們學校的改制中，我所在的經濟學教研室將被撤銷，人員將被分流到其他教研室去。其實，在軍隊院校，與“軍”字有關的學科和專業(yè)才是發(fā)展的對象，象我們這樣的基礎學科，始終處于被輕視的尷尬境地。盡管我們學校有經濟學碩士學位授予權，盡管我們教研室14名同志中有中高級職稱的就達6人，碩士生導師4人，盡管我們教研室的平均學歷在全校是最高的，如今具有博士學歷的就有5人（含在讀），其他人員也大都是碩士學歷，但我們教研室從來都沒有擺脫被邊緣化的命運，學校的各種獎項和科研經費與我們無緣。早在去年，學校突然停止了經濟學本科班的招生，我們馬上就要無課可帶了。今年9月，我們教研室將不復存在；明年，我們將被分散到其他教研室，被迫承擔與自己所學專業(yè)毫不相干的課程的授課任務，到時候必然要面對新的環(huán)境、新的領導，如果今年不能報考，我在今后幾年內大概都無法爭取到考博機會。因此，我自然很著急，甚至很痛苦。

　　去年11月中旬，不少高校的考博報名工作已經開始。正當我萬般無奈的時候，事情卻發(fā)生了轉機，上面突然同意我報考了。此時，誰也不再提及學校對教員考博所設定的種種限制條件了。我想，這種變化與此前不久我曾上門拜訪過的那位學校領導不無關系吧。我們教研室被同意報考的竟然有四人。就這樣，在惶惶不安地浪費了三個月寶貴光陰之后，我終于正式進入復習備考階段。

　　在復習考博過程中，我也面臨不少實際困難。我已經有了小孩，兩歲的小家伙整天纏著要我給他講故事；自從有了小孩，家務也增加了好幾倍。要找個好保姆也非常不易，我家的保姆兩年換了五個，至今沒找到一個比較合意的。在這種情況下，為了安心考博，我在教學區(qū)借了一間單身宿舍，吃飯、睡覺全在這里，幾天才回一次近在咫尺的家。除了上課和應付軍校里所特有的各種政治學習和頻繁，我就呆在這間屋子里學習，這種日子一直持續(xù)了半年。當然，關在房子里學習必定會有疲乏、孤獨和苦悶的時候，我還得通過看電視、回家?guī)『⒌确绞絹碚{節(jié)。

　　11月下旬辦理報名手續(xù)的時候也很不順利。由于估計到今年考不上明年將難以再考，因此，為了保險起見，我準備多報幾所學校。但干部部門負責辦理報考手續(xù)的人硬說學校規(guī)定每個教員只能報考一所學校（誰也不知道這是哪個白癡領導定下的規(guī)矩），最后還是通過私人關系才在我的四份報考材料上全部蓋了公章。